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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李锦芬看来，直销之所以在中国一直存在争议，除了人们不熟悉这种销售模式，更有来自东西方价值观确实存在冲突和矛盾。西方重理、重法，东方更重情、重义；西方重个人，东方重集体；东方人勤奋努力，西方人勇于创新接受挑战，有着强烈的目标感和个人成就感……任何企业要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取得一种阴阳的平衡，要成为东西两方面优秀的文化结合体。“我们不需要做出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寻找最佳的融合方式。”她曾这样说。
1997年夏天，在安利(中国)开业后的第三年。北京、广州等城市突然诞生了一个新“职业”，这些人挨家挨户地收购安利产品的空瓶，然后带上伪造的与安利的购货单据，到安利经销处要求退货。原来，安利为了让中国消费者也享受到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的服务和消费保障，推出了“无因退货制度”，许诺消费者使用产品如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结果令郑李锦芬始料未及的是：很多人将产品用完才来退货，其中很多并非是真正的安利用户。这一年，安利产品的退货率从以前的很少，迅速蹿升至30%至40%，退货额达4000万元人民币。退货风波也给郑李锦芬重新上了一课：开辟新市场必须考虑国情，发展中国家有些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还不太成熟，安利(中国)要学会自我保护。
1998年，中国政府对传销封杀令颁布的时候，安利公司刚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广州最高建筑物中信广场的第40、41层。谁也不知道这一停业需要多长时间，装修，还是不装修？郑李锦芬决定：装修。在她看来，中国文化中，这是向企业向员工和外界传达信心最好的方式之一。
在郑李锦芬的本土化思路下，转型时期的安利(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改革：一是改变了原来只用人员面对面地传销，在城市里设立店铺，在店铺里直接出售产品给消费者，或让销售人员从店里提货。二是对经销人员由原来的合作变成雇佣——所有销售人员直接与安利签订劳务合同，直接向公司订货和退货，接受公司的直接规范和管理，由公司直接予付酬劳、直接代扣代缴税款。安利还一改昔日的口碑策略，打破直销企业不做广告的惯例，先后请伏明霞、田亮、易建联等体育明星为产品代言人，在全国各地刮起广告旋风。2007年1月18日，奥运飞人刘翔出任安利“纽崔莱”全球品牌代言人，据称一年的代言费用高达2000万。
此外，“公益”和“慈善”一直是安利(中国)12年来的另一重心。根据公开的报道，自1995年到2005年这10年，公司在中国内地组织、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达2158项，投入资金达1.58亿人民币。这些资金大多用于支持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环境、慈善等事业。
同时，郑李锦芬始终没有停止改善外部经营环境的努力。据称，1999年7月，安利(中国)将一份长达100页的《中国直销发展的过去与未来》建议书及《世界直销协会商德约法样本》、《直销管理规定样本》、《反金字塔销售规定样本》、《中国直销企业界协会守则样本》摆在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案头。这些文件成为该公司首家获得转型资质的重要因素。
2003年6月，安利公司总裁史迪夫·温安格走访中国，一次性追加投资1.2亿美元。有业界人士评价说，这是安利在直销立法之前对中国政府的最大一笔政府公关。
在中国，安利被称为推动中国直销立法最强势的跨国公司，2005年1月，世界直销联盟年会在北京的召开是其政治公关的高潮。“安利利用国际影响力逼宫直销立法”的言论不胫而走。而在内地直销立法尤其是雅芳拿到001号直销牌照之后的一段时间，安利(中国)和郑李锦芬似乎在媒体面前变得突然低调起来，“其实那段时间，我们都在埋头做事，争取在拿牌前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采访中，安利(中国)湖北分公司副总监夏军女士告诉记者。
在政策与市场之间灵活、变通地游走，这是郑李锦芬的多年来始终坚持中国式生存哲学。在1月18日的活动中，郑李锦芬和德·狄维士在致辞中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中国政府的感谢，“感谢各级政府官员多年来对安利(中国)的关心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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